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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成宗微微一笑，捋了捋下巴上银白的胡须。
“小长官有所不知，老家的确有我们许家的祖茔，但若论起老祖宗的百年吉地，还真就在这金陵城中。”
“明朝嘉靖年间，我们许家出了一位进士，官至礼部侍郎，人称德厚公。他不仅文采飞扬，更以德行着称，去世后便被葬在了这虎踞龙盘的金陵之地。”
“德厚公膝下有三子，可惜的是，他们并未能继承父亲的文采，屡试不第，终究未能步入仕途。”
说到这里，许成宗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遗憾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
“老祖宗生前曾留下遗言，金陵虽繁华，但各方势力错综复杂，他一旦撒手西去，此地对家族而言，便是是非之地。”
“于是，他嘱咐后人，不如回到老家耕读传家，远离纷争。就这样，我们许氏一门便迁回了老家，那里山清水秀，远离尘嚣，倒也落得个清净。”
方如今听得入神，心中那份隐约的猜测逐渐清晰起来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耐着性子，继续倾听许成宗的讲述。
“有明一朝，许氏族人每年都会不远千里，来到金陵祭奠先祖。然而，世事无常，清军入关后，族人担心那些鞑子会挖坟掘墓，破坏老祖宗的安息之地，便悄悄地将坟茔移了位置。”
许成宗说到这里，语气中透出一丝无奈与叹息。
“后来，鞭子军倒也没有过多关注这处坟茔。族人都在庆幸，此事就这样过去了。可谁知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当时安葬之地选址只顾着隐秘，竟是十分的仓促，并未对地利多加考虑，将其葬在了河湖交叉的左近之地。”
“你们也知道，金陵多河多湖，自古以来便是水患频仍之地。清代，不到三年时间，便要遭受一次水患的侵袭。”
许成宗的眼神变得凝重。
据有记载的史料，就知道金陵共遭遇大小水患64次，其中乾隆朝21次，嘉庆朝2次，道光朝15次，咸丰朝3次，同治朝4次，光绪朝18次，宣统朝1次。
平均算下来，的确是不到3年时间就要遭受一次水患的侵袭。
“水患最严重的表现为洪水灌入人口密集的城内，如据道光十一年六月十四、十九等日又复大雨如注，江潮涌灌，倒漾入城，贡院内水深自二尺七八寸至三四尺不等，大门外附近民房庐舍亦被淹漫。”
“当时金陵一些比较重要的水关，如东水关、西水关等，建有许多涵洞，又用闸板控制启闭，调配控制着平时与灾时出入城的水流。如道光十四年抵御水患入城时，水闸的启闭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”
“不过在水患来临的个别年份，由于洪水势大和年久失修等原因，官绅往往选择堵塞水闸而不及时开启，造成了城内河道的死水状态。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，极易酿成悲剧。”
“道光十一年堵塞之后，城内尽成死水，沿河居民不下万余家，日倾污秽之物，荡涤无从，壅遏愈甚。次年壬辰春夏之交，满河之水变成绿色，腥臭四闻，时疫大作，死者不可胜计”。
许成宗重重叹口气：“除了应急时关闭水闸外，当时还有一种引湖入江的治水设想。”
“所谓引湖入江，即通过凿断山脉阻隔，用新水道将玄武湖与长江连通，利用玄武湖相对较高的地势，使湖水直接入江，从而减轻城市面临的水患压力。”
“此法在道光十一年水患时，就有人提出这一设想，结果被讲究风水的官绅认为会破坏‘龙脉’而斥之为‘无知妄作之举’。”
“结果在道光二十一年夏，江潮泛涨，城中积水为患。引湖入江的治水之法再次被人提出。时任江宁布政使迫于无奈，决定采用，后被人继续用堪舆学说服而放弃。从实际出发，引湖入江不仅工程浩大，也会带来诸如洋舰长驱、削弱城防这样的消极影响。”
“道光二十九年，金陵遭遇史无前例的水患。通城行船，东花园、王府巷等处水逾屋脊者数尺，船行其间，为水中树枝所挂，辄至覆溺，人谓之渡海”。
“当年初夏，引湖入江的议论再起，随后竟愈演愈烈，拟从神策门外后湖岸边开始，沿城墙向西十余里开凿一条河道，直达下关江边，意欲使后湖之水倾泻无余而后快。”
“当时，两江总督在清江浦督办河工，上任未久的江宁布政使派令委员协同承办，齐赴城外丈量，插桩定志，将于开春动工。闻此决定，黎民滋惧，人心惶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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